汉朝的左内史是负责治理京畿要地的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兒宽上任后非常体恤百姓，想尽办法减轻百姓的负担。他重视农业生产，劝导人民努力耕种；他慎用严酷的刑罚，审理案件秉公廉洁，尽量不用严刑峻法来压迫百姓；他关心下属，对人谦虚和善，重用宽厚仁爱的人。他从不做哗众取宠的表面工程，而是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实事。这些使得兒宽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员的爱戴。他主持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了六条小渠，以灌溉郑国渠不能达到的地方，并制定了《水令》来确保合理用水，扩大灌溉面积。
在征收赋税时，兒宽也尽量为百姓着想。对贫困的家庭，或年景不好的时候，兒宽会进行宽免调节，百姓还可以向政府借贷，以至于有很多赋税没有收缴上来。后来朝廷征调军粮，兒宽向朝廷交纳的税粮最少，按照法令应被免职。百姓听说后，担心失去这么好的父母官，他们宁愿多交租，也要把兒宽留下来。于是一副感人的画面出现了，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到官府去交租粮，富一点的家庭用牛车拉着粮食，穷一点的家庭则挑着担子，一路上络绎不绝。结果交上的粮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要求，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武帝知道后非常惊奇，感慨兒宽竟如此深得民心。
汉武帝接受了司马相如临终的遗书建议，准备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但几年间朝臣们难以从古经典中找到有关记载，不能确定封禅的典礼仪式。武帝为此询问兒宽，兒宽答：“陛下躬行圣德，总揽全局，祭祀天地，献礼百神，符瑞神灵相继显现，这是瑞兆，显示天地感应，是上天以祥瑞向人世间显示神明。现在封泰山，禅梁父山，昭显姓氏，考定政绩，这是帝王要做的圣德之事。但是如何封禅，经书上并未载明，只是在封禅完成时，一定要向天地神衹祷告，恭敬严肃地迎接神明，按照百官职务，安排位置及相关礼仪，这些可以由天子亲自决定，制定一套制度，并非一定要群臣参与。举行这样的大典，群臣各执己见，几年定不出方案，不如天子制定原则，兼收并蓄，发出金声玉振，完成奉天庆贺的大典”。武帝同意兒宽的意见，于是参考一些儒术仪式，亲自制定典礼仪式。
准备就绪后，武帝任命兒宽为御史大夫，不久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在武帝下山登拜明堂之后，兒宽上书称颂，为武帝“奉觞再拜，祝祷千万岁寿”。封禅是所谓圣德昭著，符瑞昭明的君主才能举行的盛典，是帝王对儒学运用的最高礼仪形式。司马迁的父亲，当时的太史令司马谈就因不能参加这一盛世旷典深感遗憾，最终在抑郁愤恨中去世。
梁国相褚大是董仲舒的弟子，精通《五经》，为当朝博士，兒宽曾做过褚大的学生。汉武帝商议封禅时征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为自己会任空缺的御史大夫之职。行至洛阳，听说兒宽已当上了御史大夫，不由得大笑。到长安后，他与兒宽在武帝面前商议事情，却感到自己也远不如兒宽，退朝后服气地感叹：“皇上知人善任啊！”兒宽对儒学把握精深而不拘泥于固守，正是同时代儒生不能企及的成功之处。
再后来，司马迁等人向武帝上书，提出过去的历法纪年也不适应，汉兴已有百年，应该有自己更准确的纪年历法。古人把一年的开始称“正”，把一月的开始称“朔”，因而称改历法为“改正朔”。当时的御史大夫兒宽是朝中最精通经术的人，武帝便诏命兒宽与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共同编制了《太初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这也为正月初一过大年奠定了基础。太初历的制定是我国历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大变革，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天文学上的不朽贡献，为后世历法树立了典范。特别是纳入历法的二十四节气一直传承到今天，依然指导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二十四节气，以其深沉的文化自信，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有着与世界其他文化平等对话的能力和自信。
《太初历》颁布实施的第二年，兒宽病逝于任上，享年66岁。兒宽任御史大夫九年，武帝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但是兒宽在任期间从未提出过谏言，朝中大臣对此有意见。但两千多年来，兒宽勤奋好学，带经而锄的故事激励着后人；他务实创新，勤政爱民的精神影响着后人；他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态度警醒着后人；他参与编订的《太初历》，首次纳入历法的二十四节气依然浸润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