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起古人勤奋好学的典故时，总是不由自主想起“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等成语，其实还有一个成语叫“带经而锄”，讲得正是兒宽的故事。倪宽是西汉中期兼具儒学修养与实干才能的名臣，他在任期间重视水利，在郑国渠上游开发“六辅渠”，使周围高地得以灌溉。他与司马迁等一起制定了《太初历》，确立正月为岁首，影响深远，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兒宽是山东千乘县人（今山东高青），兒宽幼时聪明好学，但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他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当厨师，以此求得学习的机会。他还时常给人打短工，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把经书挂在锄把上，别人休息时摆龙门侃大山，只有兒宽抓紧时间诵读经书，很刻苦，这就是兒宽“带经而锄”的典故，千百年来被很多文人雅士赋诗称颂。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焕章就有《御史大夫兒公宽》一诗，诗曰：“我爱兒内史，带经锄平畴”，以此表达对这位先贤的敬意。
天道酬勤，兒宽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勤学好问，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的赏识，并收为徒弟。后来又受教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为博士。
从古至今，寒门学子“逆袭”的故事不胜枚举，直到现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等也是很多平民子弟改变人生轨迹的公平之路。寒门子弟兒宽也是通过当时的公务员考试～射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射策是汉朝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通常由主试者将考题写在简策上，应试者随机抽取作答，根据答题内容评定优劣。兒宽正是通过射策步入了仕途，做了掌管礼乐制度的掌故，后来又成为廷尉署的一名文官。
初入仕途的兒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兒宽为人性格温良，谦虚谨慎，擅长写文章，但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且不善言辞。而当时廷尉署的最高长官张汤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他主张法治，执法极为严峻，他重用的都是那些熟悉法律、刑狱的下属，兒宽这样的儒生并不受他的待见，兒宽被派到北地郡负责督查饲养牲畜。在这个岗位上兒宽依然是尽心尽责，一干就是好几年。
是金子总会发光。有一次，兒宽回到廷尉署汇报牲畜数目，正好碰上廷尉署正在审理一个疑案，向朝廷递交了好几次汇报材料，都被武帝驳回，廷尉署的官员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兒宽表达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官员们觉得兒宽说的很有道理，就让他来写奏书。兒宽文采出众，思维缜密，奏书写好后得到了廷尉署众人的称赞。张汤听说后大吃一惊，赶紧召兒宽面谈，发现兒宽果然是个人才，当即提拔他做了廷尉署掾史，并把他写的奏书上报，很快得到了武帝的批准。
过了几天，武帝见到来上朝的张汤就问：“上次送来的奏书，可不像一般人能写出来的，是谁写的呢？”当得知是兒宽所写，武帝说：“我听说过此人。”从此张汤在审案中很看重儒学义理，引用古代法义判决疑案，让兒宽负责拟写奏书和定案的文书，对他越来越看重。不久张汤升任御史大夫，便提拔兒宽为侍御史。
汉武帝自独尊儒术后，在国家治理上选择了内法外儒的思想指导，这是一条儒法互补，内刚外柔的治国策略。原本廷尉署的奏书薄情、冷酷，缺乏古圣法义的支持和温情的粉饰，兒宽对奏书的改动是一种不自觉的以儒释法，是他对儒学的成功运用。所以兒宽一介儒生，却能被酷吏张汤重视和提拔。
在侍御史任上，兒宽得以在宫中见到武帝，并和他谈论经学。兒宽为武帝讲解了一篇《尚书》，武帝很欣赏，提拔兒宽为执掌议论的中大夫，后来又升为左内史。在左内史任上，兒宽又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那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