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5月29日，下午两点，普雷斯堡城堡。
暮色渐沉，多瑙河上的驳船缓缓驶过，水波在夕阳下泛着细碎的金光。
天边仅剩一丝余光，整个普雷斯堡也已笼罩在将至未至的夕阳之中。
克莱斯尔站在窗户前，看向窗外，目光落在远处的钟楼下，那两列举着火把的士兵阵列上，思绪却飘回了几小时前他收到那一封信的时候。
在从信使手中接过这封信时，他曾多问了一句，另外一封封口的信件要送到哪，那人只说是送到维也纳，便匆匆离开了。
他本害怕帕兹曼尼在誊抄的时候没有标注收信人，想再多问一句，搞清楚这封信到底是送到教廷体系的主教，还是帕兹曼尼所属的耶稣会。不过，他将那信纸一打开，便看到了在第二句的：
“Ad R. P. Wilhelmum Lamormaini，Societatis Iesu，Viennae.”
（致耶稣会拉摩尔梅尼神父，维也纳）
便也没有必要再接着问下去了。
他也明白，既然帕兹曼尼将这封信誊抄后交给他，自然是想让留一个证据，让他在以后被罗马方面质问时，没有回旋的余地。
随即，他便关上门，回到了书桌前，仔细的读了起来。
他微微倾身，双肘撑在桌案边缘，指尖不自觉地在羊皮纸边缘轻敲。
就这样，他重复读了四五遍，呼吸也随着他读的次数的增加渐渐加重——虽然信中所述自己或多或少都亲身见过，但看到这封信时，他还是无法平静下来。
当然，导致他如此反复阅读的，并不是信件的内容本身——那些“异象”他都亲眼目睹，震撼早已在当日弥撒时降临，远比一纸文字更为真实；
当然，也不是在信中所提到的斐迪南的神学素养——作为枢机主教，他有自信自己对于典故的认知远超斐迪南。
真正令他不愿接受的是，这封信，似乎已经将自己推进了死局。
“铛——铛——”随着窗外的两声低沉的钟声响起，他的思绪也被拉回了现实。
“两点了……那我，还有四个小时时间……”
他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随后低头望着纸面——墨水已在羽毛笔尖凝成一滴，沉沉地挂着，却迟迟没有落下。
随后，他从桌案右侧取来帕兹曼尼抄来的信纸，摊平，再一次扫过那些他几乎早已倒背如流的字句，想要从中读出某种他能推诿的理由——但没有，一个都没有。
他也不是没有读过那类被称作“神启”的案例，从先知以赛亚到乔瓦尼·加利，凡是绕开教会直达“神启”的人，最后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被封入修道院终老。
可这一次不一样，宣称受到“神启”，是斐迪南，天主教世界唯一的皇帝。
他拿起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却迟迟未能写下第一个字。
虽然作为红衣主教，他有责任将这类事件报告到教廷，但到底要不要报告上去，却是一个大问题：
向罗马教廷汇报此事，意味着正式承认斐迪南的“异象“可能属实，而这将引发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反应。
再者，这种事件对于教廷来说是最为重大的威胁，甚至可能比新教异端更危险——若这是真的，便代表着神已经彻底放弃教廷，对他们彻底失望，并决定选择另外的人作为神与世人间的中介。
对于那些在罗马的老东西，这是比新教异端叛乱更能威胁到他们的地位，甚至性命的东西。
就算是假的，推动这件事的斐迪南二世也会接着挑战教廷的权威，动摇教会的地位，并与教廷之间留下一道不可弥合的隔阂。
而那时，教廷所采取的行动将不再会是试图在神学范畴内争辩他神启的正当性，而是不顾一切打压并否定斐迪南的一切，以保住他们自己的位子。
更不用说，如果到时候维也纳和罗马之间寻求和平和妥协，他就会成为那只替罪羊。
他甚至能猜到未来那群老头子们给他安的罪名：“克莱斯尔主教，在未经过罗马教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传播有关神谕之消息，与异端言论无异。”
然后，他们会再补上一笔：“其意图破坏教权、煽动皇廷，挑拨教权和皇权对立。”
但他也清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就算他保持沉默，不论真假，神启一事都会被斐迪南大肆炒作，口口相传，教廷又怎会一直蒙在鼓里？
到那时，他作为第一个见证者，却拒绝上报教廷，又该如何自处？
老皇帝马蒂亚斯还在的时候，那群人或许会给他三分薄面，给他留下最后一点体面。
但当这位“神启”皇帝上位后，与他“严厉镇压异端”的政策相悖的自己的生命，也就要走到尽头了——不管是对于斐迪南还是教廷，留下帕兹曼尼的命远比留下他的有用。
想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羽毛笔放下，捂住眼睛，仰头望向了天花板。
两年前，被提拔为红衣主教，身为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马蒂亚斯两朝的重要内廷顾问，马蒂亚斯时代事实上的“奥地利内政首脑”的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年后的一纸书信，却成了他自己命运的挽歌。
他也曾想过，或许自己可以将手上这封信送到罗马，这样就能避免自己的悲剧结局，不过，他很快便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望向窗外，苦笑了一下，“那封信上将收信人的名字写得如此清楚，怕也不是为了方便我判断，而是让我不要把他写的这封信交到教廷上啊……”
话虽如此，但真正让他担心的，却是另一件事。
他并不怕死，也不怕被丢进修道院孤独终老，真正让他无法释怀的，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
作为枢机、妥协派的最高代表，他被处理之后，教廷内部便再没有人能够遏制这场战争的全面爆发了。
他不忍心看着帝国走向战乱，不忍心看着帝国再次燃起宗教战争的烈焰，不忍心看着德意志人民再因“相信天主的方式不同”而被驱逐、屠杀、剥夺生活在自己家园的权利。
“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主。”他曾这样在忏悔时低声说过，“只是罗马那边忘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