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教室里的倒计时牌翻到了“68天“，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漂浮，像一场微型雪。那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两包辣条和一袋酒鬼花生，红油渗透包装袋，在习题集的边角留下橙红色的斑点。同学们戏称这是“高考冲刺套餐“，辛辣的刺激能让人在题海中保持清醒。谁也没想到，这将成为我冲刺路上最惨痛的教训。
起初只是隐约的腹痛，像有一只不安分的手在胃里轻轻搅动。晚自习时，这股不适变成了明确的抗议，冷汗顺着脊椎一路下滑，浸透了校服后背。我咬着笔帽强撑到下课铃响，冲向厕所的步伐已经不稳。那一夜的厕所隔间成了我的刑场，冰凉的瓷砖贴着发烫的额头，昏黄的灯光在水面上投下摇晃的阴影，还有身体不断汹涌的一泻千里。
校医室的温度计显示39度时，水银柱像一把烧红的匕首。校医皱着眉头说：“急性肠胃炎，脱水了。“点滴瓶挂在铁架上，药水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流入血管，每一滴都带着冰冷的刺痛。我蜷缩在窄小的病床上，听着窗外渐起的蝉鸣，第一次意识到春天已经来了，而我却困在这方寸之地的白色牢笼里。
母亲是一大早赶到的。推开门的瞬间，她手里提着的保温桶撞在门框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天才蒙蒙亮，还在在地板上能投下一道颤抖的影子。“怎么弄成这样......“她的声音卡在喉咙里，手指悬在半空，想摸我的额头又不敢落下。我闻到她身上夜露的气息，混合着匆匆赶路带来的汗味。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了慢放键。高烧让时间变得粘稠，昼夜的界限模糊不清。母亲在病床边支了张折叠椅，保温桶里总是装着不同的流食：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小米粥，撇去所有油星的鸡汤，炖得烂熟的苹果泥。她用小勺一点点喂我，像对待婴儿般耐心，而我往往吃不了几口就开始干呕。那些被吐出来的食物，在垃圾桶里发出令人心碎的声响。
最严重的那天，我在卫生间里几乎虚脱。母亲伏在我的床边，用湿毛巾擦我冷汗涔涔的脸，突然感觉她有些哽咽。她没有流泪，但是比高烧更灼人。“要是妈能替你病就好了......“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割开我混沌的意识。透过朦胧的视线，我看见她鬓角新生的白发，在洗手间的灯光下泛着银丝。
挂水的第五天，烧终于退了。阳光透过窗帘照在病床上，形成一块温暖的光斑。母亲从家里带来了新的衣物，上面还留着阳光的味道。她帮我擦洗身体时，手指掠过突兀的肋骨，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我知道，在这场病中消瘦的不只是我的身体。
出院那天，母亲带我先去了理发店。推子在后颈嗡嗡作响，碎发像黑色的雪片纷纷落下。“把晦气都剪掉。“她对着镜子里的我说，手指轻轻拂去我肩上的发茬。随后是商场，她执意要买一套新衣服。“病号服不吉利。“她挑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在我身上比划时，我突然发现她的指甲缝里还留着剥蒜留下的淡黄色痕迹。
回校的路上，母亲反常地唠叨起来。从“辣条要少吃“到“冷热别混着吃“，再到“睡前喝杯温水“，她几乎把能想到的饮食禁忌都叮嘱了一遍。公交车颠簸着驶过梧桐树荫，光斑在她脸上明明灭灭，那些皱纹里盛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担忧。
宿舍楼下，她把一袋子药塞进我书包，又突然掏出来重新整理。“退烧药放外侧口袋，肠胃药在这里......“她的手指在书包隔层间穿梭，像在布置一个精密的防御工事。最后分别时，她只是轻轻捏了捏我的手指，转身走得很快，背影在夕阳下缩成一个小小的点。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周断然放下了家里的活。她每天往返县城，赶早把吃食送来医院，然后陪我一天后再匆匆去回家。那些我以为“顺路“买来的水果，其实是她绕了半个城区才找到的新鲜枇杷；那些看似“刚好有余“的鸡汤，是她守着砂锅熬了整夜的成果。
这场病像一道分水岭。病前，我是那个莽撞地以为青春可以挥霍的少年；病后，我成了会仔细查看食品保质期的人。而母亲的那些白发，那些藏在保温桶夹层里的关心，那些欲言又止的担忧，都化作温度计里的水银，永远定格在那个忽冷忽热的春天。
现在每次经过学校小卖部，看到玻璃柜里红艳艳的辣条，我都会想起母亲跪在卫生间瓷砖上的身影。那些被我们轻易吞下的危险，在爱你的人眼里，都是悬在头顶的利剑。而所谓成长，或许就是终于懂得，每一句唠叨里，都藏着一份曾经被我们忽视的、最原始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