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教室的暖气总是发出嗡嗡的响声，像一只困倦的老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英语试卷上的红叉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格外刺眼。明明每个单词都认识，语法也背诵的不少，可那些选择题就像故意和我作对似的，总是选错。英语老师把这叫做“思维定式“，而我更愿意相信是自己脑子里的某根弦搭错了位置。
母亲是从我看到我时不时要找其余的英语辅导资料发现的。某个雪后的傍晚，她在整理我房间时，看到才过去没多久的不及格的月考英语试卷。“英语......“她欲言又止，转身去厨房开始忙碌，忙碌身影下有着担忧的影子。
十七岁的年纪，自尊心比玻璃还脆。我宁愿对着错题发呆一整晚，也不愿意开口向老师请教。每次英语课代表发试卷，我都假装埋头看书，实则用余光紧张地瞟着越来越近的那叠纸，生怕别人看见我那可怜的分数。
母亲开始不动声色地打听补习的渠道。菜市场、街坊闲聊、甚至每周去教堂做礼拜时，她都竖起耳朵捕捉任何可能的信息。终于在一个呵气成霜的早晨，她神秘地把我叫到厨房：“你同学小贵的姐姐，在省城大学读书，英语可好了。“炉子上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寒假可以请她指点你。“
“不用！“我的拒绝带着青春期特有的尖锐。想到要去同学家，面对一个陌生的大学生，还要承认自己英语一塌糊涂，羞耻感就像窗外的寒风一样灌进领口。“我自己多做题就行。“我抓起书包逃向学校，却在拐角处回头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呵出的白气模糊了她失落的表情。
母亲没有放弃。从那天起，每到晚饭后，她就披上那件穿了多年的藏青色棉袄出门，回来时总是带着一身寒气。直到元旦过后，她才告诉我这些天去了哪里：“小贵姐姐答应教你，每周两次。“她的眼睛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光，“明天就开始。“
我这才注意到，储物间里那盒准备过年待客的巧克力少了一半。母亲用她最朴实的方式，为我叩开了一扇可能改变的门。
第一次去小贵家，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抗议。我磨蹭着走在后面，母亲的身影在前方被路灯拉得很长。那天她带了一袋自家炒的瓜子，包装袋上还沾着厨房里的油渍。小林姐姐比想象中随和，但是当她翻开我的错题本时，我还是感到一阵燥热从脖子窜上耳根。“这些错误很典型，“她的圆珠笔在纸上轻轻点着，“主要是解题思路的问题。“
补习比预想的要轻松。小贵姐姐不要求我死记硬背，而是带着我分析每道题背后的逻辑。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后，母亲已经悄悄离开了客厅，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直客厅里等待，说是闲聊等待不如说是焦急的盼望。
回家的路上，月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幽幽的蓝。母亲走得很慢，呼出的白气在空中短暂停留又消散。“人家教得多好啊，“她突然说，“你要用心。“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心里盘算着下周要找什么理由逃课。
但母亲在这件事上出奇地坚持。每周二和周五，无论刮风下雪。有时带几个自家腌的咸鸭蛋，有时只是空着手去。我看着她和小贵妈妈寒暄时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为了不让母亲的苦心白费，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
一月的某个下午，窗外飘着鹅毛大雪。我正在做阅读理解，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母亲打扰我们学习，只是在外屋静静的等着，也没有电视可看，更多时候只是静静看着窗外飘雪。
那天踏雪回家的路上，母亲把围巾解下来裹在我脖子上。她的鼻尖冻得通红，睫毛上挂着细小的冰晶。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头顶已经需要微微仰视才能看见了。
新学期开始后，我的英语成绩并没有突飞猛进。月考依然在及格线附近徘徊，我沮丧得想放弃。母亲却只是把我的试卷抚平，夹进课本里。“慢工出细活，“她说，“就像腌酸菜，时候到了自然就入味了。“
转机出现在高三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当老师发到我英文最新成绩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试卷发下来，那些曾经总是出错的题型，这次居然大部分都做对了。更神奇的是，做题时我仿佛能听见小贵姐姐的声音：“先看题目再读文章““注意同义替换“......
直到开学前，我都保持着每周一次的补习。母亲和小贵家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偶尔会互相送些家常小菜。那些踏雪去补习的夜晚，成了高中时代最温暖的记忆之一。月光下，母亲的脚印在雪地里深深浅浅，她坚持的不只是一次次普通的拜访，更是一个母亲最执着的守望。
如今想来，母亲那些看似笨拙的努力，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智慧。她不在乎面子，不觉得求人帮忙有什么难为情，只要能给儿子争取到进步的可能，她愿意在寒风中等候无数个夜晚。那些我当初百般抗拒的补习，最终成为了扭转我英语学习的关键。
多年后和小贵回想起母亲。说起当年的补习，他笑着说：“我妈总夸你妈实在。“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母亲还特意去感谢过小贵姐姐，不是带着贵重礼物，而是一罐她亲手做的一些朴实的家乡菜。
回家的出租车上，我看着窗外流转的霓虹，突然很想念那些补习归来的冬夜。月光依旧，只是当年那个在雪地里为我开路的身影已经佝偻。母亲用她最朴素的方式，教会了我一个最珍贵的道理：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放下无谓的自尊，而这份领悟，远比英语成绩单上的数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