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出任丞相期间，适逢武帝兴建功业，屡次在全国各地举荐贤良。公孙弘自己也是从举荐中被提拔，通过对策受到武帝欣赏，从布衣起步，数年间就官至丞相，得到封爵和食邑。于是，公孙弘在丞相府修建客馆，打开东阁，招揽天下贤士，与他们共商国是，这就是成语“东阁待贤”的典故，成为后世礼贤下士的象征。公孙弘位高俸禄多，却很节俭，想成为天下人的榜样。每餐只吃一种荤菜和粗米饭，所有的俸禄都用来奉养朋友及宾客，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士人也因此认为他很贤明。
公孙弘虽然外表看起来宽厚随和，但实际上却心胸狭隘，城府很深。跟他结下仇怨的人，他都伺机报复。他从不直接与对手正面冲突，而是暗中策划，用各种阴险手段来达到报复的目的。比如，他和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的问题上有分歧，由此结怨。后来，主父偃受贿的事情曝光，又恰逢齐王畏罪自杀，汉武帝原本不想杀主父偃，然而公孙弘却趁机说：“齐王自杀，没有继承人，齐国只能废除为郡，归入朝廷。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主父偃，不杀他就没法向天下人交代。”于是，主父偃最终被灭族。
公孙弘在研究《春秋》方面比不上董仲舒，嫉妒董仲舒的才能。而董仲舒为人清廉正直，经常指责他阿谀奉承。于是公孙弘向武帝提议，让他派董仲舒去给暴虐的胶西王做国相，想致董仲舒于死地。幸好董仲舒声望极高，才逃过一劫。
对于汲黯，公孙弘当然更为忌恨，每每想加害于他。当时右内史所辖地区多居住皇亲国戚和权贵，难以治理，公孙弘便向武帝建议，让汲黯担任右內史。幸好汲黯身正不怕影子斜，凭着刚直不阿的威望，躺着就把所辖区域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并不是所有好人都能逃过公孙弘的陷害。当时，著名的侠客郭解因为手下犯下命案受到牵连，在外逃亡后被抓进大牢，审判后认定郭解并无罪责，公孙弘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说：“郭解表面上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实际上却无视法律，肆意伤害无辜。即使他没有亲自动手，但他的行为比直接动手更为恶劣，这就是所谓的大逆不道。”正是公孙弘的这一席话，尽管郭解本人并无罪责，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公孙弘觉得自己身为丞相，理应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现在有诸侯谋反，是自己不称职，当时他又生着重病，更怕推脱不了责任，于是向武帝上书辞职：“我听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这是五个天下通行的道理，仁、智、勇是天下的美德。俗话说，‘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如何自律；懂得自律的人，才知道如何治理人。陛下亲自奉行孝道，借鉴三皇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周朝的仁政作为追求的目标，兼有文王、武王的圣德，招揽四方贤士，选贤任能。而我愚钝平庸，没有汗马功劳，陛下却破格提拔我，封为列侯，位列三公。我的德能不足以担此重任，又年迈体衰，患有重病，担心一旦死了，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请求归还侯爵印绶，退休回家，为贤者让路。”公孙弘这么吹捧武帝，又这么自觉，武帝当然不会答应他因病辞职，这样会显得自己很缺德，于是允许公孙弘休假，让他好好休息，并赐给他牛、酒、丝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情有所好转，重新处理政务。
元狩二年，公孙弘患病，终于在丞相任上去世，享年80岁，嗣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
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一共任命了13位丞相，除了石庆以敦厚、勤谨为务，在丞相任上去世，其余丞相或自杀，或被杀。在那个丞相高风险的年代，公孙弘不仅在丞相任上善终，还开创了以丞相褒侯的先河，可谓是汉武帝一朝最为成功的丞相。
过了120多年，到了平帝元始年间，当时主政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向高级官员发诏提倡节俭，其中就大力赞扬公孙弘节俭与谦让的品行，认为“朝中宰辅大臣身行节俭、轻财重义最为突出的，没有人赶得上公孙弘，公孙弘严于律己，遵循儒家规范，真可谓百官的表率。”此前，公孙弘嗣位的儿子公孙度因犯法早已失去侯爵，王政君便赐给公孙弘的嫡系子孙关內侯的爵位，并享受食邑三百户。至此，公孙弘已被汉朝皇家打造成为一位道德楷模，成为引导流俗和风化、令世人效仿的先贤。
公孙弘的性格和行事风格难以用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评判，因为人的本性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化性。虽然公孙弘在历史上的评价不高，他的圆滑和阴险令人不齿，但他的老成持重是对年轻有为的汉武帝的一种平衡。而他在晚年飞黄腾达的平民传奇被后人津津乐道，成为寒门逆袭的励志典范。其实每一个逆袭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持和厚积薄发，所以，但做好事不问前程；还有公孙弘面对仕途沉浮宠辱不惊，靠的是不争的智慧，为人低调而洞若观火，做人如水，以柔克刚，以不争为争，最后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