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被蝉声锯碎的午后。我正趴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写算术作业，铅笔尖在“3 5=“后面画出一个歪扭的8。突然，一阵陌生的轰鸣声碾碎了村庄惯有的寂静。那声音不像拖拉机的闷吼，也不似摩托车的尖啸，而像是有个铁肺的巨人正喘着粗气向我家逼近。
我踢翻板凳冲出院门时，看见父亲正驾着一头蓝色巨兽驶过晒场。阳光在车头的镀铬标志上炸开，刺得我眯起眼睛——那是个菱形的“巨力“商标，下面三个凸起的红字“三马车“还在微微颤动。父亲双手紧握方向盘，蓝布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可我还是看见了他嘴角绷直的线条，那是他竭力忍住得意的表情。
“咱家有车啦！“我追着车尾扬起的尘土奔跑，塑料凉鞋踢起的石子打在车斗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这头钢铁野兽通体湛蓝，车斗的栏板足有我胸口高，裸露的发动机像颗外露的心脏突突跳动。父亲倒车入库时，排气管喷出的黑烟惊飞了枣树上的麻雀，有几片羽毛飘落在还在发烫的引擎盖上。
没等父亲拔下钥匙，我已经猴子般蹿上驾驶座。铁皮座椅被晒得发烫，屁股挨上去的瞬间，我闻到混合着柴油、铁锈和新油漆的复杂气味。方向盘上包着劣质人造革，摸起来像晒干的蛇皮。父亲用沾着机油的手指拧开收音机旋钮，突然爆发的唢呐声吓得我差点滚下车——原来他早就偷偷接好了车载广播的天线。
从那天起，三马车成了我家的移动城堡。秋收时，车斗里能垒起三米高的麦捆，远远望去像座移动的金字塔；腊月里，它驮着整扇猪肉从集市回来，血水顺着车斗缝隙滴成断续的红线；最神奇的是卖猪毛那次，蓬松的蛇皮包把车斗胀得像个棉花糖，父亲开车时只能从后视镜里看见几团晃动的灰云。
父亲待它如战友。每个雨夜来临前，他都要给三马车穿上“雨衣“——那是父亲跑很远买的巨型塑料布，四角压着红色的砖块。有次冰雹突降，父亲家里珍藏的厚厚的毡步盖在发动机上，自己却在雹子里钉加固木板。第二天他有些感冒，却坚持用机油把每个金属关节都擦拭一遍，说这是“铁牛“的润喉糖。
盛夏的傍晚，这头铁牛会暂时卸下劳役的重担。父亲摘下沾满麦芒的草帽，招呼我和姐姐爬上光溜溜的车斗。我们像两株不安分的庄稼，牢牢抓住驾驶室后窗的铁栏杆。父亲把油门控制在某个奇妙的位置，车速刚好能让热风掀起我们的衣摆，又不至于让母亲站在院门口惊呼。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土路上，拉长得像两条欢跃的河流。
车斗里常藏着父亲的浪漫。有次他变魔术般从座位下摸出个西瓜，绿皮上还凝着水珠；另一次我们发现了几支粘在栏板上的野葵花，金黄花盘随着颠簸轻轻点头。最难忘的是那个雪夜，父亲用三马车接放寒假的我回家，车斗里竟铺着晒干的玉米秸，躺上去能听见秸秆断裂的脆响，抬头看见雪花穿过车灯的光柱，像一场逆向的流星雨。
铁器终究敌不过时间。很多年后，三马车的关节炎开始发作——离合器踏板总在阴雨天呻吟，变速箱像含了满嘴沙子般咔咔作响。父亲修理它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次我看见他蹲在车底一整天，出来时满脸油污，手里捏着个磨损的齿轮，摇头说“老伙计也到岁数了“。
当三马车到了退休的年纪，衰老的三马车就被推到了大树下。它的蓝色油漆褪成了灰白，车斗里积着雨水，长出了孑孓和青苔。父亲仍定期给它电瓶充电，偶尔发动一下，说“机器和人一样，总得活动筋骨“。有次我见他对着不能启动的引擎发呆，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巨力“标志上的锈迹，那动作像是在抚摸旧照片。
后来收废品的人来拖走了三马车。
钢丝绳勒进轮胎的瞬间，车斗里突然滚出几个生锈的螺丝帽，在地上转出最后一圈华尔兹。我蹲下身想捡，却发现它们早和泥土冻在一起——就像那些嵌在记忆里的夏日黄昏，父亲哼着小调转动方向盘时，后视镜里闪过的我们的笑脸。
如今村里的水泥路上跑着各色轿车，再没人记得那种需要摇把启动的三马车。只有当我看见晚霞中起伏的麦浪时，还会幻觉有台蓝色铁牛正突突驶来，车斗里满载着被夕阳熔化的金子，驾驶座上那个戴蓝布帽的身影，依然保持着微微前倾的姿势，仿佛永远行驶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