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BJ牌电视机来到我家的下午，蝉鸣正撕扯着七月的空气。我趴在水泥地上画火柴人，汗珠滴在粉笔线上，把战士的胳膊晕染成模糊的云团。对门邻居家的电视机在播放着电视剧，电流杂音里断续飘来“噔噔噔噔“的片头曲，像隔着一场暴雨在听戏。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推开了院门。他的灰色外衣后背洇出一大片深色汗渍，肩上扛着个四四方方的纸箱，箱角已经有些软塌，像块被太阳晒化的黄油。我丢下粉笔扑过去，纸箱散发出某种陌生的气味——后来才知道那叫泡沫塑料，是九十年代贵重物品特有的襁褓。
“骑大马！“我抱住纸箱往上蹿，膝盖刚蹭到封箱带，就被母亲提着领子拽了下来。她手指竖在唇前，眼睛却亮得出奇。父亲把纸箱小心翼翼放在八仙桌上，拆封刀划开胶带时发出的“嘶啦“声，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当那台15寸的电视机露出真容时，整个屋子突然变得陌生。乳白色的金属外壳泛着柚木般的光泽，屏幕玻璃像结冰的湖面，倒映着我变形的小脸。最神奇的是右下角那排银色按键，按下去会发出“咔嗒“的轻响，像在叩击某个神秘世界的门环。
父亲的手在电视机后壳摸索，那些复杂的接口让他皱起眉头。我蹲在旁边，看他把红黄白三色线头反复拔插，如同给某种电子生物接续神经。当电源键终于被按下时，屏幕亮起的瞬间，我仿佛看见银河在眼前爆炸——可惜这条银河里全是雪花和横纹，偶尔闪过的人影像是被闪电击中的幽灵。
“得架天线。“父亲抹了把汗，从工具袋里掏出铝条和线圈。这些金属部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圣斗士的铠甲碎片。他攀上梯子时，铝条碰触瓦片发出清脆的“叮当“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母亲在下面扶着梯子，我则负责递工具，虽然大部分时候递上去的都是不该递的——比如苍蝇拍或者筷子。
黄昏时分，天线终于在房顶支棱起来，像只警惕的金属昆虫。父亲拧紧最后一个螺丝，额头的汗珠滴在电视机壳上，溅起微小的彩虹。这次屏幕上的雪花少了些，但画面开始不断向上滚动，孙悟空的金箍棒变成了一道金色流光，观音菩萨的脸以每秒钟三次的频率从屏幕底端冒出来。
“坑人的玩意儿！“父亲突然骂了句方言，拳头砸在桌面上，震得搪瓷缸里的凉白开泛起涟漪。我缩了缩脖子，却看见他转身时嘴角其实是带着笑的。这种表情我很熟悉，去年他修好电扇时也是这样，像攻克了某个重大难关的将军。
当父亲第三次从五金店回来时，手里攥着根白色电缆。新线接入的瞬间，屏幕突然定格——紫龙正挥舞着圣剑，星矢的天马流星拳划出无数光痕。色彩如此鲜艳，以至于我伸手去摸，以为能沾到一手虹彩。父亲瘫坐在藤椅里，喉结随着喘息上下滚动，外衣腋下裂开的线头像朵绽开的花。
从此我家有了自己的银河。每天傍晚，父亲会准时打开电视机，先调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再转到河北台看天气预报。屏幕偶尔还会飘雪，这时只要我去拍打外壳，画面就会暂时清晰起来——这个动作后来成了我的专属特权，仿佛我与这台机器达成了某种秘密契约。
那些年，电视机成了最忠实的家庭成员。《新白娘子传奇》播放时，母亲会放下毛衣针跟着唱“青城山下白素贞“；《渴望》主题曲响起，父亲偷偷用袖口擦眼睛的动作会被屏幕反光出卖；除夕夜全家包饺子时，春晚的欢声笑语能把玻璃窗蒙上雾气。最神奇的是雷雨天气，闪电划过时屏幕会突然变亮，仿佛众神也在偷看我们的悲欢。
我上高中那年，家里换了29寸的平面直角彩电。旧电视机被搬到父母的卧室里，他们还在会在自己屋里用。有次放假回家，我发现父亲正在擦拭它已经泛黄的塑料旋钮。“显像管老化了，“他头也不回地说，“但声音还清亮着呢。“那时我才注意到，他鬓角的白发和电视机外壳的泛黄程度竟如此相似。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姐姐商量说要把旧电视机卖掉。收废品的人用改锥卸下显像管时，露出后面锈蚀的电路板，那上面还留着父亲当年调整天线时做的红色标记。当电视机被抬出堂屋时，阳光穿过空出来的位置，似乎照亮了墙角我七岁时用粉笔画的歪扭小人——那个举着宝剑的战士，如今正在光晕里挥舞着无形的圣剑。
现在我家客厅挂着75寸的液晶电视，能接收两百多个频道。但有时午夜梦回，我仍会看见那台BJ牌电视机的雪花屏，在记忆深处闪烁明灭。那些跳动的噪点里，藏着父亲调试天线时滴落的汗珠，母亲织毛衣时漏下的线头，以及我整个童年最珍贵的魔法——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父亲用铝条和线圈，为我们接住了整个银河系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