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回到书房的时候，夜色已经深了下去。
随行的仆人欲言又止，他只是摆摆手，示意不必再伺候，反手将厚重的木门掩上。
整个宫殿内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只剩下炉火在壁炉里低声燃烧。
这一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他脑中盘旋——帕兹曼尼的“质疑和不满”、克莱斯尔的默许和庆幸、还有那封即将送往罗马的“梦境陈述”……
但是，斐迪南其实也看出来了——帕兹曼尼并没有真正对他感到不满，更像是在逢场作戏。
而至于所谓的“神启”……
他不曾做过这场梦，当然没有。
但此时此刻，他却希望别人相信他做过。
因为只有当他们信他是“神启之人”，他才有主动定义皇权与神意的权力。
这样一来，那些以操控灵魂为己任的神职者、那些总想先一步知情的耶稣会成员、那些最擅于窥探人心的人，便会开始怀疑，天主是不是真的与他同在。
当然，有人可能私下仍将这一切视为演技，是政治手段。
但即便如此，也不会有人当面说破。
因为若那真是神迹，自己的质疑便等同于在挑战天主的威严；
而就算不是，其也很可能被“神迹所庇”的人记住，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斐迪南不仅不害怕这种信仰背后的盲目，还恰恰需要它。
至于这种神圣的身份是否会限制他的行为方式？他未曾有过这种顾虑。
他原本就无意对任何一位背叛帝国的诸侯手下留情。
尤其是那些背弃信仰、挑衅权威、在境内扶持外国势力的“新教国家”。
如果说宽容是某些后世历史学家试图强加给古代君主的“道德外衣”，那么在斐迪南眼中，放任这种“妥协”的思想蔓延，只会是在为将来帝国的慢性死亡埋下祸根。
他深知，三十年战争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所拥有的，最后一次能在帝国范围内推行中央集权的机会。
若在这个关键时刻因“宽容”而放弃武力、因“博爱”而搁置权威，换来的不会是和平，只会是未来接踵而至的伤害。
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历史中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00多个代表团、4年08个月的无效拉锯，换来的是一纸让帝国在事实上彻底解体的，彻底将德意志钉死在了“各自为政”的泥潭中，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被拿破仑彻底解散的协议。
当然，他也清楚，仅凭这一次“预知梦”，还远远不能让人们真正相信他所宣称的“神启”。
更多人还是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信息差和巧妙演技罢了。
因此，斐迪南也清楚，他要在他被神启示的传说尚未消散前，再达成几个惊天动地的成就，让所有人都彻底相信——神与他同在。
而到那时，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决定，便不再仅仅是“皇命”，更是“神命”。
这便是他在那十几分钟之内思考出来的第一步。
而关于他穿越到的对象，斐迪南，实际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历史上，鲁道夫二世统治后期，和弟弟马蒂亚斯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几乎无时不在水深火热的豆蒸之中，甚至在事实上形成了“分裂统治”。
如果穿越到鲁道夫二世或马蒂亚斯其中一个人身上，那日子可就难过多了——不仅要面对兄弟间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还要时刻提防，免得自己什么时候突然就成了别人谋位的垫脚石。
鲁道夫虽然是家族长子，也是早期被父皇指定的继承人，但性格孤僻、在执政期间优柔寡断，晚年更是陷入宗教狂热。
他对新教徒采取敌视态度，但又无法真正推行镇压政策，结果便是两头不讨好，政令废弛，朝政混乱。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子嗣，年复一年地把帝位握在手中，却没有能力建立起稳定的秩序。
这种“天子暗弱”的局面最终逼出了弟弟马蒂亚斯的野心。
斐迪南很清楚，若是穿越成鲁道夫，就算他头脑再清醒，也依旧得面对一个蠢蠢欲动的弟弟。
帝位在手却无实权，每天要做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勉强维持自己的权威，并防止被家人架空——那种夹缝求生的政治困局，别说搞改革了，连活着都是件难事。
马蒂亚斯更糟。
他虽然最终在1612年夺位成功，当上了神圣罗马皇帝，但整个过程基本可以概括为“诸侯联合架空前任，扶上一个看起来还算稳的傀儡”。
他在位期间看似风平浪静，但根本无力推行有效的改革。更要命的是，他的皇位是通过“内部夺权”得来的——若是穿越成他，即使有心想推进结构性调整，需要面对的也是一群刚刚帮他夺得皇位、手握军政要津的大贵族。
“我帮你登基，你皇位都还没捂热乎就来过河拆桥？”斐迪南摇了摇头，完全能想象这些人会如何联手反扑。
所以，对于一个穿越者而言，这两位兄弟都不是理想人选。要不然权力来得不正，要不然基础不稳，根本不可能放手去做真正的制度性变革。而制度不变，就什么都不会变。
相比之下，斐迪南二世的情况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
第一，斐迪南目前所处的时间点是1618年，鲁道夫二世已经面见上帝去了。
而马蒂亚斯虽在位，但已经年迈，且无子嗣，且也已经行将就木。换句话说，他也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最关键的是，马蒂亚斯本人早在1617年就将波希米亚国王的头衔、维也纳与奥地利的实权让给了斐迪南二世。
也就是说，在马蒂亚斯死前，他已经默认了斐迪南的继承顺位。没有兄弟，也不会有旁系亲王敢对这个安排公开反对。
从继承格局来看，这种安排几乎是为斐迪南量身定做。没有内战威胁，也没有家族阻力，只要他小心应对宫廷内的保守派，未来的神罗帝位唾手可得。
第二，斐迪南的学术研究方向，恰好就是斐迪南二世统治时期——三十年战争前后、哈布斯堡的财政、军制与地方权力运作。这种对口程度可谓是可遇不可求。
不仅仅是经济，他对一些政策、将领、甚至具体的战役进程也都了然于胸。
后世的学术研究让他站在了更高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他知道哪些军阀不可依，哪些诸侯会反水，哪些外交联姻注定破裂，哪些宗教妥协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也最关键的一点——斐迪南二世的统治时期，基本覆盖了整个三十年战争。
战争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而斐迪南在1637年去世；在其掌权近二十年里，战火从波希米亚蔓延到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
历史记载中，他在后期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内政腐败、军事失利、外债高筑，这无一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而斐迪南二世最终的去世，很可能就是在长期高压与失败的挫折中被拖垮的。
不过，这也意味着——作为穿越者，斐迪南的可操作空间极大。
若是他能通过更合理的财政安排、更有效的军事调动、更精准的联盟策略、以及更先进的战术思想，将某些战役的走向“稍作”调整，历史的重心也可能就此偏移。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可以用战争作为杠杆，推动哈布斯堡中央权力的整合，趁着“战时状态”迅速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领土，甚至在神圣罗马帝国内推行改革，以完成他一直在学术上主张却无法在现实中实践的那些制度构想。
想想就令人兴奋。
而在回顾自己“神启”的策略之外，斐迪南也在心中默默勾勒出了接下来的几步棋。
首先，是“皇室告谕”发布之后的反应。
谁在收到告谕后保持沉默，谁连夜召集民兵、准备反叛，谁开始派使者向维也纳靠拢，都将在短短几天之内暴露出他们真正的站位。
他要的，就是这些。
比起布拉格城墙上的那一扇窗，比起那封所谓“神启”的信，真正重要的是帝国内部各路力量的动向。
新教诸侯、天主教王公、中立贵族，甚至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廷代表们，都会密切注视着接下来几天这个“神启”皇储的每一个决定。
若他们发现斐迪南反应得当，并能够借此有效掌握局势，他们就会开始真正相信，这位年轻的皇储，或许真的会带领天主教势力光复帝国。
当然，斐迪南也不会太过僭越，把自己立刻打造成帝国内真正的掌权人。
他已经决定，在处理完匈牙利的事务后，在自己顺利继位匈牙利国王后，就立刻前往维也纳面见老皇帝。
其次，他必须借助这场事件，推动情报网的重整。
过去的几年，他始终被耶稣会的情报网络包围。
他们高效而精密，的确为他提供了大量情报，也帮助他渗透了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许多权力角落。
但斐迪南并不天真。他知道，那些向他汇报消息的人，往往也在向罗马汇报消息。
帕兹曼尼的每一句表忠，背后都可能藏着另一份送往梵蒂冈的信函。
他需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只听命于他、只效忠于他的耳目。
现在就是个机会。
随着布拉格的危机扩大，整个帝国的神经被拉到极致，任何信息系统的扩张都会被视为“战时应急”，而非“政治僭越”。
他已经计划好了。
挑选几位年轻的小贵族后裔，让他们在普雷斯堡郊外秘密接受近一年的训练后成为他在帝国内部的另一条情报网络。
最后，斐迪南要把注意力从布拉格，引向整个北方。
波希米亚的叛乱只是表象。
真正的问题，是整个帝国北部与西北部新教势力的联合。
布拉格的挑衅若是都能被容忍，那些原本还在犹豫观望的地方诸侯便也将开始效仿，最终将帝国弄的风雨飘摇。
他需要选择一个目标——一个足够大胆、足够强硬的新教领主，以此为突破口，发动一次军事行动。
波西米亚议会就是他最好的目标——在历史上，一场白山战役，就将波西米亚所有反抗潜力消耗殆尽，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们也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而作为穿越者，想要复刻在白山战役中的胜利，可以说是基本没有难度。
他也知道，新教贵族们的选择并不会随着一次梦境而被动摇，而是需要他在不断的军事胜利中缓缓将他的不可战胜植入到那群人大脑的最深处。
他们更愿意追随一个“被神选择”，又确实有着铁血的政治手腕和军事实力的王。
理清思绪后，斐迪南回到了桌前，提笔写下了信件的开头。
大约五分钟后，他写完了这场梦的内容，将信纸小心折好后，收入了密封信封中。
随后，他轻声唤来门外的侍从，低声吩咐：“送去枢密院，由克莱斯尔亲自签收。”
“是。”侍从领命退下。
斐迪南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望着墙上那幅圣母像，缓缓闭上眼，在心里默念着：
“‘神启’也好，策略也罢，若这真是神赐与我的重生的机会，那我就必须好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