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站在理发店的玻璃门前，手指无意识地卷着发尾。玻璃上映出的影子还穿着校服，头发却已经三个月没修剪，额前的刘海快要遮住眼睛。理发店的旋转灯柱投下红蓝相间的光斑，在地面上缓缓流动，像一条诱惑人踏入的星河。
“想怎么剪？“理发师Tony叼着烟，手指在我发间穿梭。他穿着紧身黑T恤，脖子上挂着的银色链子随着动作晃动。
“染个色吧，“我盯着杂志上某个韩国男团的照片，“再烫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改变发型。十八年来，母亲总是带我去小红阿姨理发店，五块钱的平头，十分钟完事。阿姨的推子嗡嗡响着，像一只勤劳的蜜蜂，每次都能精准地在我脑后留下一道青白的头皮。
紫色染膏散发着刺鼻的化学味。Tony说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薰衣草紫“，但镜子里逐渐显现的颜色却接近熟透的桑葚，在日光灯下泛着诡异的红光。烫发机器罩在头上，蒸汽熏得我额头冒汗，透过雾气看见镜中的自己渐渐变得陌生。
回家时已是黄昏。我故意在自己街道走了几遍不着急进家门，确保足够多的邻居看见我的新发型。母亲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时，手里的衣架“啪嗒“掉在地上。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弯腰捡起衣架，在围裙上擦了擦。
那晚的饭桌格外安静。父亲的目光数次掠过我的头顶，又迅速移开。母亲给我夹菜时，我闻到她手上残留的肥皂味，混着染发剂的化学气息，形成一种奇特的冲突。“吃饭。“她最终只说了这两个字，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一周后，我对渐褪的紫红色产生了厌倦。这次我选择了烟花烫，烫完后的头发像被雷劈过的蒲公英，每一根都朝着不同的方向炸开。Tony用半瓶发胶才勉强把它们固定成某种形状，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是最时髦的“韩式烟花“。
母亲的反应比上次激烈。“像个二流子，“她皱着眉头，“马上给我洗掉。“我摔门而出，没管母亲的指令，觉得这个发型是我毕生都没有尝试的新鲜事物，哪会那么容易去掉。
八月的太阳毒辣得很，我的头发在紫外线照射下褪成了枯草黄。骑着自行车穿过村子时，总能听见背后有人小声议论：“她家小子怎么染了个黄毛。“这些窃窃私语像小虫子，钻进我的耳朵，在里面嗡嗡作响。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母亲提出了最后通牒：“把头发弄回去，不然怎么去上学。“她的手指捏着通知书的一角，纸张在她手中微微颤抖。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指甲缝里还沾着早上剥蒜留下的淡黄色。
理发店的小红阿姨见到我时哈哈大笑。“大学生啦？“她拍拍理发椅，那把椅子我从小坐到大的皮质表面已经开裂，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染黑的过程比想象中漫长，阿姨一边往我头上刷药水，一边讲我小时候来剪头哭闹的糗事。黑色的染膏流到额头上，像一条条细小的蚯蚓。
烫过的头发不容易拉直，阿姨用了两倍剂量的药水。刺鼻的氨水味熏得我直流眼泪，恍惚间看见母亲不知何时站在了店门口，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衣角有一处我从未注意到的脱线。三下五除二，小红阿姨就把之前所谓的鸡毛掸子恢复回了青春洋溢的少年头。
新发型比想象中清爽。黑色的短发服帖地垂在耳际，露出清晰的额头和眉毛。回家路上，母亲走在我身边，时不时侧头看我，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路过小卖部时，玻璃门上映出的影子让我恍惚——那是一个干净利落的青年，不再是那个顶着杂毛的叛逆小子。
开学前一天，母亲又带我去修了一次刘海。“太长遮眼睛，“她用两根手指比划着，“再短一点。还要照一寸免冠照片呢！“小红阿姨的剪刀贴着我的眉骨划过，碎发簌簌落下，像黑色的雪。母亲弯腰吹去我颈后的碎发，她的呼吸拂过皮肤，温暖而湿润。
大学报到那天，我穿着白衬衫站在宿舍楼下拍照。阳光透过梧桐树叶，在崭新的校徽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站在摄影师旁边，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鬓角，才发现我现在的样子才是真正青春的剪影。
后来在宿舍整理行李时，我翻到母亲偷偷塞进箱子的一把小梳子。塑料梳齿间还缠着几根她的白发，在阳光下泛着温柔的银光。室友夸我发型精神，我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把梳子放进了抽屉最里层。
如今每次经过理发店，看到那些染着夸张颜色的年轻人，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母亲执拗地要我恢复黑发的坚持，不仅仅是对审美的固执，更是一种朴素的智慧——她比我自己更早看清，成长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学会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自己。那些她逼我剪掉的不只是张扬的发色，更是一个少年急于证明自己却不得其法的莽撞。
而当我终于明白这一点时，母亲的眼角已经爬上了细纹，发间也悄然落满了霜雪。那把塑料梳子我一直留着，它提醒我，有些看似固执的要求里，藏着一个母亲最本真的心愿——希望她的孩子能以最得体的模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