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教门街中火势愈发猛烈。
平日里唯恐此间回教信徒避之不及的樊城县衙官吏们。
也不得不开始硬着头皮冲入街内。
听得稍远处吵骂推搡声逐渐靠近。
朱常澜等人只得趁乱沿教门街外围分批乘马，一路熄火敛声，夜行急驰至鹿角门下。
“诸位弟兄，我等是先前客调至此、入夜市采买的左家军，有张克俭大人文书符令，欲从门外港口返回襄阳城西营地，还请行个方便！”
见城门值守军士上前盘查。
左梦梅立刻带着朱常澜等暗藏于队伍末尾，令一位老道兵士上前应付，出示先前张克俭所核签之符令并塞上些许银钱。
“你等方才可是去教门街中？”值守军士问道。
“正是，难得来此采买，可不得进这暗坊之中游览一番，有几个兄弟还饮酒太甚，直接昏醉过去了。”
听得这番言论，值守军士倒是笑骂起来：
“那帮回教徒平日里蛮狠得紧，官府都不愿多加干涉，故而其教门街中私妓娘子甚多，但.....劝兄弟你回去后早日看医，当心染上淫疾！”
而为首的一名左家军兵士则是刻意说道：
“唉，别提了，还没干正事呢，这街巷里忽然走水，吓得咱浑身一软，适才赶忙跑出来，想必此刻官府已经赶去救火了。”
“那你回去可得好生检视一番，可要当心别留下甚毛病了。”
值守军士一边假意笑骂客套，一边暗中核对造册。
待确认襄阳府衙确实下发有张克俭为客调兵士签署通行符令之记录后，适才开门放行。
“咱弟兄各自归属不同，但还是劝尔等一句，下次夜晚城门封禁前定要早早离去，可别再仗着有出入符令四处乱跑，当心哪天把张大人惹恼了，直接一纸文书叫你们再也不得入城。”
“老哥教训的是，下次定当小心。”老练兵士一脸应承客套，而后便领着其余人等一同出得鹿角门去。
待行至码头并强行唤醒船家，叫来一艘客船之后。
朱常澜、左梦梅等人扶着重伤仪卫和魏郎中等，先行上船直往襄阳城西左家军大营。
路上，本来不愿多做言语的魏郎中看此三名仪卫气若游离，还是主动上前，在李典仪的帮助下仅靠右手尝试为此三人包扎。
“大概活不过今晚，上岸后还需立刻涂药缝伤，就算能挺过去手脚也要废掉，别指望再打打杀杀了。”
“至于小娘子你，脸上烧灼疱痕，怕是将要毁容留疤，稍后我给你写几方草药，先行熬制涂抹看能否有些效果。”
说完，魏郎中又是独自一人回到船舱角落之中，暗自蜷缩起来。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两句诊断，整个船舱内部变得压抑无比。
无论是朱常澜还是左梦梅，亦或是李典仪和令红。
各自都只能默默静处，等待客船靠岸。
如是这般数刻过后。
船家行于深夜水道之上，费尽此生架船之经验，才算勉强靠抵汉江南岸左家军军营附近。
众人刚一下船。
左梦梅就连忙命岸上等候兵士上前，帮助转运其中重伤仪卫。
“虽然此刻问话有些唐突，但请问左娘子为何会来到此处。”抬运之余，朱常澜借机问道。
“.....先前民女偷溜出城后，因心中烦闷之事于岸上闲逛，往江中远眺时，偶得看见世子所乘客船，而后又见有叶小舟尾随世子之后，并隐约见得其上众人持有兵刃，故而连忙带兵士乘船跟上。”
说话同时。
朱常澜随着兵士一道，将重伤仪卫抬入营帐之内。
因夜色已深无处找寻医官，故而只得再令魏郎中上前救治。
“虽不知公子其人意图。”魏郎中说道，“但就这般将我那腌臜烂馆毁了，令周遭农户一时之间找不到其他贱卖子女之渠道，要不了多时，这府辖各县就要全部乱套。”
“你这人是何意？公子将你救出火场，反倒这般倒打....？”
未等李典仪说完。
大致清楚这魏郎中哀叹所为何事的朱常澜，示意己方不要多做言语。
“马上二月将近，最后一批秋粮田税也要到期，若是各县农户再不凑足银两，官府就要强令属吏上门强征”
“本地银价向来无常，况且百姓们能卖的粮食大多已经买完，所得银两尽数为前岁杨督师所摊练饷征走。”
“为能缴清这笔秋粮田税，百姓唯一的出路就是变卖家产、卖儿鬻女，才能勉强保住自家名下的田亩。”
“如今此暗道坊间之人票买卖暂时中止，百姓无处贱卖儿女，就要遭县衙官吏强行征缴，必然引得各乡大乱。”
朱常澜看向魏郎中，缓缓补上最后一句道：“郎中先生所言，可是此等意思？”
“虽不知你是哪家的公子哥，且不明你与这官军有何联系，更不得这些人方才为何要唤你为殿下。”魏郎中说道，“但就你这般见识，倒也不似那些整日手捧圣贤书、背地里却是阴损至极的官绅之流。”
但说完这句话后，魏郎中却是又回到先前那副了无生意般的模样，只是命此营军士速取些草药、麻布前来，让他能够继续救治眼前这三名重伤仪卫。
“...殿下，此间左家军兵士皆听左梦梅号令，想必其人也不会以此夜之事为把柄。”
“眼下时辰已晚，我等还是速速回府为好，以免行踪遭泄。”
“至于这三名弟兄，就算想要另寻医官也是来将不及，不如就请这位郎中救治，并请左梦梅遣一二兵士在旁监督。”
李典仪如是轻声说道。
而朱常澜心中也正是这般意思，主动上前面朝魏郎中再行叉手之礼。
“郎中先生，此行波及尔之医馆，实属无心之举，此三人还请先生尽心救治，明日一早，我自再来此处与先生讨教。”
待此间交代完毕。
朱常澜又去另寻左梦梅请托看护之事。
“....民女领殿下令旨，还请莫要担心，有左家军兵士看护，这几名弟兄定当无恙。”
两人交谈时，这左梦梅又变回原先那般客套无比的态度。
但对于朱常澜之请求。
左梦梅倒也不曾推诿，直接命手下兵士遵照执行。
确认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朱常澜适才准备返回王府，并再请托左梦梅，看能否一路同行，并带上些许兵士兼用客调符令以作掩护之用。
“....谢殿下邀请，民女亦有此意。”
如是这般。
众人外披兵士夜值所穿御寒棉袍，并另选来七八名左家军兵士，一同行至西城门外。
“此时值守军士才刚轮换，我等且在城外稍候一阵，待天将蒙亮、守城军士俱已疲倦之时，再持符令入城。”
见这左梦梅及其麾下并无反对。
朱常澜便领着一干人等敛声熄火，行至城外驿路两旁山林中，稍事休息等候。
闭目养神之际。
朱常澜独自一人，于脑海之中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方才他与魏郎中之言语。
令朱常澜想起穿越前经常和他人辩驳的一个话题。
张居正改革后，通过一条鞭法将明廷财政与白银捆绑，奠定了白银的核心货币地位。
但在朱常澜自己看来。
导致明末诸多乱象爆发的根源之一，恰恰也就是这白银。
自宣德朝以后。
大明国内所有能靠手工作坊式开采的银矿，皆受限于矿脉枯竭之桎梏，产量逐年下降。
若是套用后世估算的2600万两本土白银总开采量计算。
有明一代，年均本土白银产量恐怕连10万两都不到。
但与这贫瘠的出产规模相比。
自隆庆朝开关以来。
数十年间的东西方海上贸易，裹挟着超三亿两白银如狂潮涌入大明朝的“白银黑洞”之中。
据后世估算。
这一时期的大明，国内存量白银流通量达到惊人的五亿两（另有八亿两之说）。
可谓历朝历代从未有过之盛况。
哪怕是黔首小民之家，也会存有些许积蓄。
再加上银价日贱，百姓兜售粮食折色成银并不会有太大压力。
故而在这种白银流通量十分充足的情况下。
以银本位货币为核心的一条鞭法改革，确实可令国家财政收入为之一振。
可当十七世纪的全球性银荒到来后。
位于彼时国际白银贸易体系顶端的大明帝国，承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
这种环境下，大明境内最为凄惨的自然就是这亿万黔首小民。
尤其是每逢本年九月和次年二月的夏秋田亩粮税征收时。
由于朝廷实行的征收制度为官收官押，府县衙门并不会负责将粮食折换成银子。
能不能凑足本季税款，全靠农民自己去市场交易变卖。
但每到夏秋两税缴纳月份。
农民大规模出售成粮，必然导致粮食价格下跌。
可官府又不会管你这般理由，一律均按原先定议的税额征收。
就连熔炼锭银时的火耗损失都会被计为附加税率，强命百姓一并缴纳。
更滑稽的是。
因为这火耗附加被视作地方本级税款，不必押解到上级。
各地官府便是使出浑身解数，想尽一切办法拉高火耗税率，还出现过不少“未见本税却优先征收火耗”的奇葩情况。
言而总之。
这个中缘由，导致农民要缴纳的折色银实际上是远高于理论税额。
而县乡一级所掌握的白银。
大多只流通在各家大户手中。
乡下百姓为了缴纳粮税。
大多只能去找这些士绅老爷们折色。
每逢灾年，若是农户家中歉收，就只得去找本乡大户借支。
一旦后续无法偿还这所欠钱粮。
自然就得卖儿鬻女、贱卖田亩。
除了这折色银的弊端。
一条鞭法引起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让普通百姓彻底无力抵御白银的价值波动。
若是在东南地区。
因为持续仍有少量海外白银流入。
再加上大明国内产量最大的几座手工作坊式银矿均都在南方。
故而能确保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银价还算是比较平稳。
也能让农民折色换银时少些盘剥。
而对中部地区的农民来说。
平日节衣缩食，大抵才能勉强交齐田亩赋税。
若是再遇徭役征派、各色杂税以及三饷加征。
那就大抵只能去依靠借款、卖女和变卖家产这三件套。
至于广袤的北方旱灾区域。
别说农民，连当地府县衙门里的各级官吏都在成批饿死。
可就在这种情况下。
河南陕西等地还要一视同仁地加征饷银。
更令人思之发笑的是。
崇祯十年前后，旱灾区域的银价曾一度飙升至五百文一钱，但各地官府仍在沿用一条鞭法进行白银折色征税制。
如此情况。
如此境遇。
如此压迫。
不就明摆着逼百姓去造反吗。
官府省麻烦
士绅发大财
百姓死绝户
这便是对崇祯年间一条鞭法实施成果，最为简洁的三句评价。
当然，这并不是旨在抨击一条鞭法改革的成效。
任何针对明末危机的评论，都是后人基于现代政治经济视野得出的事后诸葛亮之论。
更何况。
一条鞭法执行初期。
确实令明庭成为这轮国际贸易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可当各级官员能够领到足额的白银俸禄，一个个混成各人家乡的士绅大户之后。
却是又靠“诡寄飞洒”等方式，想方设法地去偷免赋税、强占百姓田亩。
若是废除银本位税制，这些致仕乡贤们所持有的窖银价值就会大大缩水。
其人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动用各种渠道——比如垄断本地生员名额、孝敬朝中官员、诡寄田亩至官绅贵胄名下、在朝为官时的师生同僚人脉等等，对朝中各派系官员施加影响力。
且自万历晚期开始。
受银荒冲击，朝中及田野之间的有识之士，亦是察觉到这白银税制背后的问题。
黄宗羲就曾明确以“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为理念，提出废除银本位税制。
而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清思想大家，也是将“倚银而富国”比喻为“恃酒而充饥”，并把“奸者逞，愿者削，召攘夺而弃本务，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等明末乱象，全数视为白银祸乱所致（“唯银也”）。
可问题就在于。
纵使认识到了白银有问题，并提出过恢复铜币本位之说。
甚至就连朱由检本人也曾在崇祯十六年试图重发宝钞。
但受制于朝中守旧派系的阻力。
以及国内积重难返的制度惯性。
再加上农民起义、建奴叛变等突发事件造成的叠加影响。
致使明廷的一切改革努力，都只能落为四个字：
为时晚矣！
有明一代。
名为白银帝国，实则为白银所奴！
如是这般于脑内胡思乱想一阵。
待得天将蒙亮之际。
朱常澜等人紧裹兵士棉袍暗藏队伍最后，并靠着左家军给予的出入符令以及银钱开道。
终是自西城门一路进城，并在襄王亲信内官遮掩下，顺利从王府侧门溜入。
见府内夜巡仪卫并未发现异常后。
左梦梅趁机自领婢女回到厢房。
而朱常澜则是先命李典仪速带令红找寻府上医官治疗伤情。
后又自行寻找茅厕假意出恭。
期间再刻意弄出些许动静引得夜巡仪卫前来，借此掩护其余悄声行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