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在诊所待足了一周。清晨刚放下碗筷，诊室尚无人影，他便唤我取出那罐已配好的外敷麻药。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微涩的清苦，他粗糙的手指探入陶罐深处，捻起一点药膏，在指腹间缓缓揉开，观察着那细腻的粘稠度。“孩子，看仔细了，”他的声音低而稳，“要润而不散，透而不浮，方为上品。”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叮嘱着用法和禁忌，那目光穿透晨光，仿佛要把这些字句刻进我骨头里。直到我郑重应下，他才点点头，说该回去了。临出门，他脚步停在门槛边，影子长长地拖在青石地上，没有回头：“行医之道，切记胆大心细，辩证施治。”我对着他微驼的背影，用力点头：“徒弟记住了。”午后日头偏西，我目送那布衣身影转过巷口，消失在长街尽头。
春去秋来，门庭渐渐被踏破。柜中的药材一日日浅薄下去，如同家里那只总也填不满的米缸。催债的脚步声在门口响起时，格外沉重。夜里，油灯昏黄的光晕里，我和妻子妻子沉默对坐，桌上摊着几张薄薄的欠条。“先还债吧，”她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灯芯，“药，再想法子。”于是诊金刚温热，便又递了出去。借债、进药、还钱，像一个挣脱不出的环，箍紧了这两年的光阴。当最后一笔给三弟四弟买车的欠账终于勾销，箱底竟也奇迹般积攒起薄薄几张钞票。妻子摩挲着那几张来之不易的票子，眼里有了点光：“总算……能喘口气了。”
就在这紧巴巴的日子里，一声嘹亮的啼哭撕破了药堂的寂静。我们的小崽子来了。妻子抱着他坐在窗下，阳光描摹着她疲惫却温柔的侧脸。邻居们闻声而来，王婶端来一碗卧着荷包蛋的细面，热气腾腾；对门的李伯默默放下半篮还带着稻草碎屑的鸡蛋。这点滴暖意汇成细流，悄然漫过清贫的河床，让我在哄睡婴儿的深夜里，看着窗外疏朗的星子，竟也觉得前路并非一片荒芜。
红岩的日子，苦里掺着甜，我以为会这样扎根下去。然而三月的一场春雨后，岳父踏着泥泞来了。他抱着外孙，环视这狭窄而熟悉的药堂，眉头拧得死紧。“你们小两口，人生地不熟，”他放下孩子，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喙，“收拾收拾，跟我走！家里都安排好了。”
这决定像一块巨石砸进水面。第二天？妻子和我面面相觑，眼底都是茫然。仓促得连好好道声别都成了奢望。当晚，灶膛的火光映红了妻子忙碌的脸，她倾尽所有，整治出一桌难得的饭菜。邻里相熟的几位叔伯婶娘连同房东被请了来，小院挤得满满当当。酒过三巡，房东张伯端着粗瓷碗的手有些抖，他叹了口气：“你这一走，红岩这块地界儿，怕是再也留不住你了。”坐在角落的王婶，用袖口悄悄抹了下眼角，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我们……往后上哪儿寻你这样实诚的大夫去？”昏黄的灯光下，我和妻子只能低头，沉默地扒拉着碗里的饭粒，那饭粒咽下去，梗在喉咙里，又硬又涩。
次日天刚泛青灰，小院已被邻居们塞满了。张伯吆喝着指挥几个汉子小心搬抬沉重的药柜，李伯闷声不响地将一捆捆晒好的草药扛上借来的板车。没人多话，只有扁担吱呀，脚步匆忙。东西一点点清空，日光也从清冷变得灼热，渐渐西斜，最后一丝余晖染红院墙时，老丈人家的院子总算被填满了。张伯抹了把额头上亮晶晶的汗，大手一挥：“行了！赶紧拾掇里头吧，地里麦子等着下镰呢！”众人连口水都没喝，沾满尘土的身影便匆匆融入了暮色四合的村道尽头。
人去院空，只留下红岩这座小小的药堂，像个被掏空了心肺的躯壳，静静站在渐浓的暮色里。门扉虚掩，如同一声未及出口的叹息，悬在晚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