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世纪之交的寒冬，乡村的电线杆像沉默的哨兵般矗立在皑皑白雪中。一场突如其来的腮腺炎疫情席卷了整个村庄，往日喧闹的校园变得门可罗雀，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紧张。就在寒假开始的前几天，我也没能逃过这场“瘟疫“的魔爪。
记得那天清晨，窗棂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我正伏在炕桌上赶写寒假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母亲推门进来时，我正在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脸怎么肿了？“母亲冰凉的手指突然贴上我的脸颊，我这才惊觉右腮已经鼓起了一个硬块。
“怕是痄腮。“母亲的声音沉了下来。我傻笑着反问：“榨菜？我脸上怎么会长榨菜？“这个天真的玩笑很快就被诊所大夫的诊断击得粉碎——确实是腮腺炎，而且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了。
回家的路上，寒风卷着细碎的雪粒扑打在脸上。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突然宣布：“作业先别写了，养好病再说。“这句话让我心头一暖，比考了满分还令人雀跃。要知道，在平日里，母亲对我的学业可是出了名的严格。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荒诞的梦境。起初，我享受着难得的“病假“，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撒欢，把之前埋头写作业的时光都补回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在结冰的河面上溜冰，全然忘记了疾病的威胁。直到大年三十那天，病魔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新年的鞭炮声还没响起，我的世界就先炸开了锅。两腮肿得像塞了两个乒乓球，耳后的淋巴结一碰就疼得钻心。高烧让眼前的年画都扭曲变形，连喝口水都会引发剧烈的呕吐。那个除夕夜，当别人家都围坐在丰盛的年夜饭前时，我却蜷缩在炕上，听着远处隐约的欢笑声，感受着一波又一波的疼痛袭来。
母亲成了我唯一的守护者。每天清晨，她都要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载着我去三里地外的诊所打针。寒风刺骨的路上，我能感觉到她蹬车时身体的微微颤抖，但她从不喊累。夜里我烧得睡不着，她就整宿坐在炕边，用浸了凉水的毛巾为我擦拭滚烫的额头。最让我感动的是，向来节俭的她，为了不刺激我的病情，竟然半个月没做一顿荤菜，连过年必备的腊肉都收了起来。
病情稍有好转时，母亲会搀着我去村口的大堤上散步。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照在积雪上泛着冷冽的光。我虚弱得走几步就要歇一歇，母亲就耐心地陪着我，像守护着一件易碎的瓷器。偶尔遇到不懂事的孩子远远地喊“榨菜包子“，她就会轻轻捏捏我的肩膀，那力道传递着无声的安慰：“有妈在，别怕。“
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雪后初晴的日子。融化的雪水把乡间小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诊所走。突然，一阵剧痛像闪电般劈开我的头颅，眼前的景物开始天旋地转。最后的记忆，是母亲惊恐的呼喊和急促的喘息。
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诊所的病床上。护士说我是被母亲“飞“着送来的，41度的高烧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泥泞的午后，瘦小的母亲是如何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抱着我狂奔了整整一里地。而所有这些，在她口中都化作了轻描淡写的一句：“没事，有妈在。“
这场大病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当春风终于吹化最后一片积雪时，我的身体也慢慢康复了。有趣的是，痊愈后我发现自己写字的样子都变了，笔迹比从前更加沉稳有力，仿佛经历了一场重生。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寒假留给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作业本上写了什么，年夜饭少了哪些菜，甚至病痛的具体感受，都随着时间渐渐淡去。唯一清晰如昨的，是母亲在病榻前忙碌的身影，是她骑着自行车时被寒风吹乱的发丝，是她搀扶我散步时掌心的温度。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爱就像冬日里的阳光，不炽热，不张扬，却能在最寒冷的时候给你最温暖的守护。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守护天使，用她平凡而伟大的爱，陪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难熬的一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