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那年春天的庙会格外热闹。我挤在熙攘的人群中往家走，远远就看见母亲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红晕。这场景平常得让我恍惚——仿佛根本没有BJ的治疗，没有医院的白色病床，没有那些装在塑料小袋里的药片。
“妈！“我提着行李站在院门口喊了一声。
母亲转过头，眼睛亮了起来：“回来啦？“她的声音比电话里听起来有气力多了，甚至撑着扶手想要站起来迎我。三姨赶紧按住她的肩膀：“别逞强，坐着吧。“
我放下行李，蹲在她身边仔细端详。母亲的脸确实比年前丰润了些，手腕也不再是皮包骨的样子。几个姨母围着她，这个递水，那个擦汗，像众星捧月般呵护着。
“中医院的方子见效了，“二姨喜滋滋地说，“这几天都能吃小半碗饭了。“
母亲微笑着点头，伸手整理我衣领上的褶皱——这个动作她做了二十多年，手指依然那么轻柔。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间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忽然觉得，也许奇迹真的会发生，也许母亲能像这棵老梧桐一样，熬过寒冬又发新芽。
庙会那几天，家里热闹得像过年。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带来自家种的蔬菜、腌的咸菜、磨的香油。母亲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像个女王般接受众人的问候。她甚至能起身给客人倒茶，虽然步子缓慢，但确实是自己走动的。
“你看你妈气色多好，“邻居王婶拉着我的手说，“肯定能长命百岁。“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涌起一阵酸楚。只有我知道，母亲每晚仍会疼得睡不着，只是白天强撑着不让我们担心。她的“好转“更像是一盏油灯最后的跳动，明亮得让人误以为它会永远燃烧下去。
生日那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不得不提前返京。临走前，母亲说想吃点东西，我赶紧钻进厨房。冰箱里有姐姐准备好的手擀面，我笨手笨脚地煮了一碗西红柿打卤面。面条有些坨了，卤也咸了，但母亲吃得很香。
“这就当你儿子的长寿面，“我把碗递给她，“吃了就长长久久。“
母亲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筷子。我接过碗，一口一口喂她。她才吃了两三口就摇头，却还强撑着笑容：“好吃，我儿会做饭了。“
阳光从厨房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母亲稀疏的头发上，泛着银白色的光。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过生日，她总会给我煮一碗卧着荷包蛋的长寿面，然后坐在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如今角色对换，我却恨不得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
“我得走了，“看了眼手表，我艰难地开口，“有事立刻打电话。“
母亲点点头，突然抓住我的手：“在外头...别亏待自己。“她的手心湿冷，像一块融化的冰。
我匆匆应了声，逃也似地拎起行李往外走。在院门口回头时，看见母亲仍坐在厨房的椅子上，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
回京第五天，我正在开会，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姐姐的名字，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她从不在我上班时间打电话。
“快收拾东西回家吧，“姐姐的声音支离破碎，“妈快不行了，大夫下病危了，肝衰！“
会议室的白炽灯突然变得刺眼，同事们的交谈声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我机械地收拾文件，向上司请假，打车回住处拿行李。这一切都像是一场荒诞的梦——明明庙会时母亲还能走路，还能说笑，怎么突然就...
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上，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看了我好几眼：“小伙子，遇上难事了？“
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喉咙发紧：“我妈...病危了...“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变道驶入最内侧车道：“我开快点。“这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一路超车，甚至闯了个黄灯。到站时，他塞给我一瓶矿泉水：“加油啊，当妈的都盼着孩子好。“
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矿泉水瓶被捏得咔咔作响。窗外，暮色中的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偶尔闪过的灯火像坠落的星星。我盯着手机屏幕，生怕错过家里的任何消息。
医院走廊比记忆中更加阴冷。父亲佝偻着背坐在长椅上，姐姐眼睛肿得像桃子。堂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来了就好，我们先回去，有事打电话。“
病房里，母亲躺在雪白的床单上，瘦小得几乎要被被子淹没。各种仪器围绕着她，发出规律的“滴滴“声。我轻轻握住她的手，那只曾经能轻松擀开面团、能飞针走线的手，现在枯瘦得像干树枝。
“医生说...“姐姐在我身后开口，声音哽咽，“就这几天了...“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母亲起伏的胸口。她的呼吸又急又浅，像一只疲惫的鸟。突然，她的眼皮颤动了几下，睁开了眼睛。那目光浑浊却温柔，认出了我，嘴角微微上扬。
“妈...“我凑近她，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药味和衰老的气息。
她的嘴唇动了动，却只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我贴得更近，终于听清了：“...回...家...“
四个姨母下午赶来了，她们围在病床前，强颜欢笑地说着安慰的话。送她们去电梯时，四姨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庙会时不还好好的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电梯冰冷的金属门映照着我们扭曲的倒影。
那天晚上，母亲开始说胡话。有时喊我小时候的乳名，有时念叨着要给我做棉袄。我握着她的手，一一应答，仿佛这样就能留住她逐渐消散的意识。凌晨时分，她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监护仪上的数字疯狂跳动。值班医生赶来看了看，悄悄对我摇头。
天亮后，姐姐给四姨打了电话。中午，我们带着母亲回家了——用四姨的话说，“生在家乡，死也要死在家乡“。
家里的床铺已经收拾好了，是母亲结婚时的那张老式木床。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她安置在上面，她似乎舒服了些，呼吸变得平稳。窗外，梧桐树的新叶在春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欢迎她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告别。亲戚邻居们川流不息地来看望，每个人都红着眼眶，轻声说着母亲的好。她年轻时帮东家裁衣裳，帮西家带孩子，谁家有事都第一个到场。现在，这些受过她恩惠的人都来了，带着自家种的蔬菜、新蒸的馒头，仿佛这样就能报答些什么。
我给母亲擦脸、喂水、翻身，做着她曾经为我做过的一切。第五天下午，天色突然暗了下来，远处传来闷雷的声响。我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把那些一直说不出口的话都倒了出来：
“别担心我们，我已经长大了...我会成家，会照顾好爸爸和姐姐...我们会好好的...“
雨点开始敲打窗户，越来越急。母亲的眼睛突然睁大了，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呼吸变得异常急促。姐姐哭着扑过来，父亲站在门口，像个迷路的孩子。屋外的雨声、雷声混成一片，仿佛天地都在为这一刻恸哭。
七点二十六分，母亲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再也没有吸进去。雨停了，一缕夕阳突然穿透云层，照在她平静的脸上。我俯身亲吻她的额头，那里还残留着些许温度，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
后来人们说，那是外公外婆来接她了。我只知道，在那一刻，我生命中最温暖的一部分永远地离开了。屋外的梧桐树在雨后闪着微光，新生的嫩叶上挂着水珠，像无数颗来不及落下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