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里的梧桐叶开始泛黄时，驾考改革的消息像一阵秋风席卷了整个宿舍楼。从其他宿舍传来的消息，驾考改革加一项，且科目二难度加大，通过率可能直接腰斩。室友们听到后纷纷报名，键盘敲击声和计算器按键音此起彼伏，像一场即兴的打击乐演出。
我盯着手机里的报名费数字——3280元，相当于母亲在老家干活一个半月的工资。窗外，几个报了名的同学正兴高采烈地讨论着组团练车，他们的笑声飘进来，在我的书桌上投下一片晃动的阴影。我摩挲着手机边缘，通讯录停在“妈“的号码上，指腹悬在拨号键上方，迟迟按不下去。
电话接通时，背景音是纺织车间特有的轰鸣。“妈，驾校要涨价了......“我斟酌着词句，喉咙发紧。话音未落，母亲就截断了我的话头：“报！多少钱都报！“她的声音穿透机器噪音，异常清晰，“这是正经本事，将来肯定用得上。“
三天后我就收到了母亲的转账汇款。我想象着她如何穿过半个县城去邮局，如何在ATM机器上摸索着操作，就像当年在我的作业本上签家长意见一样认真。
练车场在郊区的荒地上，十辆白色捷达像玩具般散落在黄土地上。第一天去时正值深秋，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教练是个严格的人，嗓门大得能震碎车窗上的霜花：“离合器是你们亲爹！都轻着点踩！“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心沁出汗水，在塑料套上留下清晰的指印。
母亲每周三晚上准时来电，这个时间她刚好下早班。电话那头常有机器的余响，她的声音裹挟着疲惫，却总要问：“今天练倒库了吗？““半坡起步还熄火不？“有次我正在练S弯，手机在兜里震动，教练瞪着眼让我开完全程才准接。回拨过去时，母亲说：“没事，就想听听你声音。“背景音里，电视正在播放驾考新规的新闻。
科目二第一次挂科那天，天气还很冷。我在候考大厅坐了四个小时，座椅冰凉如铁。当广播念到我的考号时，腿抖得几乎踩不住刹车。倒车入库压线的瞬间，后视镜里看见考官摇头的样子，像一记闷棍敲在太阳穴。
回学校的公交上，母亲打来电话。我盯着窗外飞逝的雪景，机械地汇报着失败。“没事！“她的声音突然拔高，惊飞了路边觅食的麻雀，“咱们这有个比你大的哥哥考了五次才过呢！“这个从未听说的人让我笑出了声，积压的泪水却趁机涌出眼眶。
第二次挂科更令人崩溃。全车人几乎都被抽到的夜考，基本都没有彻底的练习过，最后系统冰冷的“考试不合格“在车厢里炸开。走出考场时，看见为数不多的几个通过的考生在合影，他们的笑容在冬日的阳光下格外刺眼。我给母亲发了条简短的短信：“又挂了。“她回复得很快：“锅里有饭，灶里有火，家里永远有路。“
立夏后，教练突然温柔了许多。他说我们这批学员最不容易，赶上改革又碰上寒冬。加练时夕阳把驾校的招牌照得通红，“诚信驾校“四个字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忽然想起母亲常说：“本事学到手，谁也偷不走。“她粗糙的人生哲学，在这个黄昏显得格外深刻。
科目三考试前夜，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这次路上都是麦子，考试阻碍很大。她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是反复叮嘱“别紧张“，直到父亲在画外音里笑她：“你再念咒，孩子更紧张了。“
当考官终于在我的成绩单上签下名字时，手心的汗已经浸透了方向盘套。走出考场，六月的柳絮扑面而来，柔软得像母亲寄来的毛衣。我站在烈日炎炎里给母亲报喜，听见电话那头传来锅铲碰撞的声响——她正在炒我最爱吃的饭菜。
驾照是通过同学的手送过来的，信封薄得几乎感觉不到分量。那张小小的卡片上，我的证件照笑得有些僵硬，而背景的蓝色恰似家乡晴朗的天空。我把驾照拍了照片发给母亲，她回复了一串感叹号，比当年收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还要激动。
暑假回家，母亲执意要把我的驾驶证收好。当她整理好放在证件文件包里面，她突然说：“这下好了，将来送我孙子上学不用挤公交了。“阳光透过挡风玻璃洒在她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里，盛满了一个母亲最朴素的远见。
现在每次等红灯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摩挲驾照边缘。那些起早贪黑练车的日子，那些挂科后的深夜电话，那些母亲藏在唠叨里的鼓励，都凝固在这张小小的卡片里。它不仅仅是一纸驾驶许可，更是一个农村妇女用她有限的见识，为儿子在飞速变迁的时代里，提前铺就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