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樱花开得特别早，三月的风一吹，粉白的花瓣就扑簌簌落满了院子。姐姐的赴日工作签证正是在这样一个落英缤纷的午后送到的。快递员的摩托车在门前扬起一阵花瓣雨，母亲接过那个印着“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信封时，手抖得像风中的樱枝。
“非去不可吗？“母亲第五次问出这句话时，正跪在榻榻米上叠姐姐的衬衫。她的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每件衣服都要抚平根本不存在的褶皱。窗外的新闻声隐约传来，女主播正在海外各国的最新报道。
姐姐没说话，只是把手机里的合同又给母亲看了一遍——日本某食品加工厂。母亲盯着屏幕上那些陌生的日文字符，眼神渐渐失焦，仿佛已经看到了女儿在异国他乡独自面对的语言壁垒。
从那天起，家里的晾衣绳上和屋顶总是挂满或铺满各种类型的蔬菜干。母亲把葱花切成均匀的小段，晒干后装进洗净的绿茶罐里；萝卜切成薄如蝉翼的片，用棉线串起来挂在厨房窗口；甚至尝试着将母亲自制的豆瓣酱烤成薄脆，虽然成品咸得发苦。这些瓶瓶罐罐最终都塞进了姐姐的行李箱，像一个个微型的故乡。
“听说日本地震多，“临行前一周，母亲突然往姐姐的背包里塞了个应急哨，“万一被埋了可以呼救。“这个铝制的小哨子是她特意托人在县消防队要来的，被姐姐笑着塞回了母亲手中：“又不是去冒险。“但登机那天，我还是在姐姐的随身口袋里看见了它闪烁的金属光泽。
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玻璃幕墙将四月的阳光折射成七彩。母亲坚持要送姐姐到BJ，一路上她的手都没离开过那个装着梅干菜的保鲜盒，好像这是连接她与女儿的最后一根线。值机柜台前，母亲突然从怀里掏出个护身符塞给姐姐：“这是我帮你求得，保平安。“原来她早早的就记得平安的重要。
姐姐的背影消失在安检通道的拐角时，母亲突然向前冲了几步，又被自动玻璃门挡了回来。她站在原地，目光穿透层层人流，固执地望向早已看不见的女儿。机场广播里播放着“乘坐XX航班前往东京成田的旅客请注意“，机械的女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四岁的小外甥被留在母亲身边。这个撅着小嘴的小男孩还不理解“日本“是什么概念，只知道妈妈去了一个要坐大飞机的地方，那里有她最喜欢的奥特曼。每晚睡前，母亲都会抱着她看《樱桃小丸子》，指着片中的富士山说：“妈妈就在这座山的那一边。“
国际长途费贵得惊人，但每天晚饭后的视频通话从未间断。母亲总是拿着她的老人机，等待着她的女儿远方的来电，等待着女儿报远方的平安。
最后那个新年，姐姐因为赶工没能回来。除夕夜，母亲做了包了过年饺子，还蒸了很多年糕和馒头，想要是姐姐也在就能吃上热腾腾的年夜饭了。
我提议去放孔明灯。父亲用毛笔在灯罩上写下“平安“二字，母亲则画了一颗红心。当橙红的灯笼升上夜空时，我赶紧拍下这一幕发送给姐姐。照片里，父母仰着头，被火光映亮的白发像两丛蒲公英。姐姐的回复在凌晨传来：“爸妈怎么这么老了。“我盯着这行字，突然发现手机屏幕起了雾——原来是我的呼吸凝成了水珠。
母亲开始关注日本各地的地震信息。新闻里报道熊本发生5级地震时，她正在腌泡菜，手里的菜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手机弹出千叶县4.8级地震的推送时，她正在喂外甥吃饭，勺子里的蛋羹洒了一半；甚至路过书店，看见杂志封面的富士山图片，她都要翻开看看是不是又有什么地质灾害预警。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成她脑海中女儿的生活地图。
姐姐寄回来的第一张工资单被母亲收藏起来。她让我姐夫去取钱，并把日元换成人民币，存进他们俩的账户里。“你姐不容易，“每次提醒去邮局汇款，她都会念叨这句话，仿佛这是一句必须经常重复的经文。
最后那年姐姐终于回国了，当日本机场的航班信息出现在首都机场大屏上时，母亲突然不会走路了。她先是绊到了自己的鞋带，又差点撞上行李车，最后是同行的小外甥牵着她走到接机口。当那个朝思暮想的身影终于出现时，母亲却站在原地不敢相认——姐姐剪了利落的短发，穿着她从没见过的藏青色制服，像个陌生人。
在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我们的亲情不得不适应地震预警和航班变动。母亲用她固执却温柔的方式，在东海之上架起一座无形的桥梁——那些晒干的家乡味，那些深夜的视频通话，那个佛龛旁的工资单，都是这座桥梁上最坚实的木板。她可能永远记不清东京和大阪哪个更靠北，但她知道，无论女儿在东瀛的哪个角落，那颗牵挂的心永远朝着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