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道无法回头的减法题。我们与父母相见的次数，在出生那一刻就被命运写下了总数。每一次相聚都在消耗这个数字，每一次离别都在增加另一次重逢的可能。直到某天，减法归零，加法终止，我们才惊觉这道算术题已经永远失去了平衡。
我的减法开始在那个闷热的八月。十三岁的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县重点初中的录取通知书。这张薄薄的纸片像一把锋利的剪刀，要剪断我与母亲之间那根无形的脐带。二十公里，在成人眼里不过是半小时车程，对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少年而言，却像是跨越了整片大陆。
母亲为我准备行装的样子，像在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她跑遍县城百货商店，比较每一只搪瓷饭盆的厚度，每一把牙刷的软硬。被褥是她亲手缝制的，棉花在夏夜里吸饱了她的汗水和叹息。我至今记得她弯腰穿针时，后颈突出的脊椎骨，像一串沉默的密码，记录着一个农村妇女对儿子远行的全部忧虑。
“去外面上学能锻炼人。“这句话她说得轻巧，手上却把毛巾叠了又拆。我知道她在说谎——就像知道她会在送我走后，对着我的空床铺发很久的呆。那些夜晚，她的眼泪一定浸湿了我枕过的荞麦皮枕头。
军训的烈日把思念烤得滚烫。当其他男孩炫耀晒黑的皮肤时，我躲在厕所隔间，把脸埋进母亲买的毛巾里偷偷哭泣。棉布上残留的洗衣粉气味，是唯一能穿越二十公里的乡愁。那种混合着阳光与皂角香的味道，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安全感。
《当一个好兵》的旋律在操场回荡时，“参军前妈妈这样叮咛“这句歌词突然刺中了我。母亲临行前的嘱咐在耳边浮现：多喝绿豆汤、没钱就打电话、袜子要每天换...这些琐碎的叮咛，当时只觉得啰嗦，现在却成了悬在记忆里的珍珠，每一颗都闪烁着母爱的光芒。
教官唱起《军中绿花》那晚，月光透过窗棂，在课桌上画出监狱般的栅栏。我假装睡觉，泪水却洇湿了印着校名的练习簿。抬头看见同桌同样通红的眼眶，两个男孩在黑暗中达成了无言的盟约——我们都想成为母亲口中的男子汉，却又舍不得剪断那根隐形的脐带。
这种思念持续了整整两年。每个周日下午，母亲站在村口杨树下挥手的身影，都会在新的离别中变得更加清晰。她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得一丝不苟，直到客车转过山坳，变成一个小黑点，她才会慢慢放下举得发酸的手臂。
直到某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数着日子等周末了。这种成长来得悄无声息，像褪去的乳牙，带着轻微的疼痛和莫名的失落。我开始习惯宿舍的硬板床，习惯食堂的大锅饭，习惯没有母亲唠叨的早晨。这种“习惯“让我自豪，却也隐隐感到背叛了什么。
北上的列车启动时，我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离别。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城市。站台上，母亲的白发在秋风中飘动，她踮起脚尖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一包煮鸡蛋：“路上吃，别饿着。“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她的头顶只到我的肩膀了。
工作后的公寓里，当泡面蒸汽模糊了眼镜片，手指却下意识模仿母亲擀面条的手法；感冒发烧时，会对着手机里“多喝热水“的叮嘱发脾气——明明知道电话那头再也不会传来熬姜汤的响动。那些我以为早已克服的依赖，在独居的日子里全都卷土重来。
母亲走后，我才明白那些所谓的“习惯“，不过是少年逞强的谎言。整理她的遗物时，我在衣柜深处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我这些年寄回家的车票、成绩单、甚至随手写的便条。每一张纸片都被她小心保存，像收藏着儿子成长的每个瞬间。
就像雏鸟总以为离巢是飞翔的开始，却不知有些温暖，失去就永远无法复得。如今站在镜子前刮胡子时，偶尔会看见母亲的眼睛在我脸上闪烁——原来她早已把最珍贵的行装，缝进了我的血脉里。我的眉形、我的鼻梁、甚至我笑起来时嘴角的弧度，都是她留给我的隐形遗产。
人生这道减法题，我们总是算得太迟。当数字归零时才懂得，那些重复的叮咛、笨拙的关心、甚至严厉的责备，都是母亲在倒计时里，为我们偷偷存下的利息。现在的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成长不是学会独立，而是懂得珍惜那些曾经想要挣脱的羁绊。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那个十三岁的夏天，想起母亲站在老槐树下目送我远行的身影。岁月模糊了太多细节，但那个画面却越发清晰——她挺直的背脊，她挥动的手臂，她眼中闪烁的泪光与骄傲。那一刻，她不仅是在送别儿子，更是在放飞自己最珍贵的梦想。
如今我也成了目送者，看着自己的孩子踏上求学的旅程。当他抱怨我的唠叨时，我只是微笑着继续往他行李箱里塞零食。因为我终于懂得，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与重逢，直到那道减法题最终归零。而在这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次相聚都当作最后一次来珍惜。